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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西瓦：中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 作者：吴苏琳
康西瓦，维语的意思是“有矿的地方”。它位于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交会点的正北方向。两条山脉的碰撞在此处形成了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大坂，因此，康西瓦也是新藏线上令人生畏的10个大坂之一。 2003年8月末的一个清晨，我和总参政治部记者王安民大校在边防某团股长林生龙和军医小邱的陪同下，由小何驾驶着该团政委的6缸越野车，从三十里营房出发，前往班公湖采访有“西海舰队”之称的水上中队和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道路工兵连。 我把头转向左侧，在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一片在高原难得一见的绿色，还有一个白色的柱状物，像纪念碑，也像烟囱。我忙问身边的林股长，他说：“那是康西瓦”。康西瓦？昨天晚上，我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认真地研究过今天行进的路线，康西瓦作为一个明显的居民地在我记忆中是十分清晰的。但此时，前后左右，四处看不到一户人家，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只有那个白色的建筑物，非常醒目地矗立在朝阳映照的山脚下。“这是康西瓦吗？”我不解地问道。“是的，就是康西瓦！”林股长坚定地回答。“人呢？人在哪儿？”我紧紧追问。林股长指着那白色建筑物的方向说道“人在那儿，那就是人！”说话间，我们的车到了219国道与通向那片绿地的分叉口，小何突然放慢了车速，轻轻地按了声剌叭,而后，又渐渐地把车速恢复到了80公里/小时以上。 经过了短暂的沉默后，林股长转向我。“现在康西瓦已经许多年没有人居住了。刚才你问的地方是烈士陵园，白色的建筑是烈士纪念碑，那里安葬着为保卫边疆而牺牲的一百多位烈士。平时，上山下山的人路过这里都要去烈士墓前看一看，为他们敬个礼、点支烟，跟他们说几句话。如果时间紧张，就放慢车速，按声喇叭，算是跟烈士们打了招呼。你们时间安排得太紧，今天要赶得路也比较远，小何刚才已经替我们跟烈士报了到，等下山的时候我们再去陵园看烈士们吧”。听完林股长这一席话，我领悟了他刚才回答我问话的神态与心情，去这个位于祖国西部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看一看的想法也油然而生。 很快，我们又从海拔4242米上升到5000米以上，越野车上的高度表始终保持在在5000-6000米之间…… 很快，我们又从海拔4242米上升到5000米以上，越野车上的高度表始终保持在在5000-6000米之间。车窗上开始有了雨丝，司机小何说道：“要下雪了。”“下雪？”我和王安民惊异地同时问道，“大夏天，下什么雪？”小何说：“你们在三十里营房过夜的时候，这里刚刚下过一场30多公分的大雪。陈副团长指示边防连队深夜探路，确定可以通行后，才让咱们上的山。这些，根本没告诉你们。”说话间，车外的小雨已经变成了雪花，随即又变成了鹅毛大雪，黑云低得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小何打开雨刮器、加大油门，沿着雪中尚可辨认的道路快速行驶。一个小时后，我们冲出了降雪区。又经过近3个小时的颠簸，我们通过了被称为“鬼门关”的219国道大红柳滩路段。几天的采访与长途奔波加上日渐加重的高原反应，让我们在返回三十里营房的路上中昏昏欲睡，惟一的想法就是在天黑前跑完近500公里的高原之路，并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登上魂牵梦系的神仙湾。 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的颠簸和车内的躁声消失了。睁眼一看，车已经停在一个道路相对平整的上坡路段。小何轰了几脚油，但车子却一动不动。他跳下车，围着车前后上下开始检查。我们也下车帮忙。大约过了两分钟，故障找到了：我们乘座的这台进口越野车上山前才换过的原厂半轴被颠断了！ 小何认真检查了一下车辆的后桥，然后挂上前驱动，尝试着用前桥的动力跑完余下的路程，但仅走了不到500米，就发现后桥开始漏油，如果继续行驶，将会烧毁后桥，造成严重的事故。 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这台6缸越野车性能与车况都很好，上山前刚刚做过全面的保养。一路上爬大坂、过险桥、穿泥泞、涉激流，多差的路况都没有难住它。可就在这段比较平坦的路面上，半轴竟然断了。平时，单独行驶的车辆出了故障之后，一是靠路过的车辆救援，二是爬上路边的电话线杆，用军用电话单机向机务机或者相邻的兵站报告情况，请求援助。当时219国道因改建施工，地方车辆每10天才允许通过一次，每次上下放行各一天。此时，离下一次放行时间还有六天，而军车也是有任务才临时通行。第一个办法行不通，第二个办法也不行，因为我们的车上偏偏没有带电话单机和爬杆用的脚套。看着路边那一根根笔直的黑色电杆和一条条银色的电话线，别说上不去，上去了也打不成电话！我平静了一下情绪，轻声问驾驶员小何：“离三十里营房还有多远？”小何答到：“大约75公里。”我转头问林股长：“咱们走回去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林股长厉声说道，“这么高的海拔，你一个小时两公里也走不上。路上不累死也得冻死！”上过高原的人都知道，这里空气稀薄，昼夜温差极大，人很容易患上高原肺水肿，并且因得不到及时救治，在很短时间里便会丧失生命！ 看来，只有等待了：等待指挥部因我们没有按计划返回而派车沿途寻找；等待过路的军车搭载我们返回三十里营房。总而言之，办法只有一个字：等！ 统一意见后，大家的心情反而平静和轻松了许多。我们借着傍晚的阳光，欣赏起周围的高原景色。当我把目光转向东南方向的时候，那座白色的烈士纪念碑又一次映入我的眼帘。 “康西瓦！”我脱口喊道。大家也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向东南望去。路过烈士墓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前去祭拜，也忘了鸣笛敬意。而此时，我们的车就坏在烈士陵园北偏西方向4公里附近的大坂上！再向北走不到两公里，我们就将翻过康西瓦大坂，再也看不到那白色的碑、绿色的树和那些静卧高原40余个春秋的无言的生命了！ 林股长最先打破了沉默，“是我不好，光忙着赶路了。”“没有关系，烈士墓，我们这次一定要来祭拜。当前我们首要的是保证人员和车辆的安全，尽早返回三十里营房。”王安民，这位多次参加过边防题材采访的大校记者，此时表现得非常沉稳。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当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远方出现了一台军绿色的车辆。这是一台南京产越野型“依维柯”，从哨所送维修装备的技术员返回三十里营房。这可是救命车呀！平日里，我总是把这个品牌的车辆叫做“伊拉克”或者是“依拉客”，而这次，正是它在危机关头救了我们的命！我们激动得都跳了起来。 车来了，新的问题也来了：谁留下来看守断了半轴的越野吉普？大家一改刚才的齐心协心、同舟共济的局面，开始了一场暂短而激烈的争论。每个人都充分列举自己留下来看车的理由，互不相让，彼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王安民以大校的身份下达了命令：让我和林股长搭乘“依维柯”返回，迅速向指挥部领导汇报情况，争取以最快速度连夜展开救援；他本人与小何就地负责看守故障车辆。 依维柯回到三十里营房已经接近北京时间23点，值班的陈副团长在院子里已经等候了多时。我简要地讲完情况，陈副团长立即指派两名参谋带车前去救援。五分钟后，一台越野车和一台运输车驶出营门，雪亮的车灯划破高原的夜幕，迅速向南而去。 炊事班端上了早就准备好的饭菜，但我决定一定要等救援组回来，大家一起吃饭。于是，就披着一件棉大衣，与边防团的两位参谋，每人手执一杯“伊力特”，开始了难忘的深夜长谈。话题，自然由奇怪的坏车事件开始，渐渐转向了康西瓦，集中到那些长眠于冰峰雪岭上的忠魂上。 那里背靠昆仑山，面向着烈士们曾经战斗过的喀喇昆仑，脚下是喀喇喀什河，在高原来说应该是风水最好的地方…… 康西瓦是烈士安息的地方。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在喀喇昆仑山上进行了一场举世注目的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那时，我们的装备性能和保障条件比现在差得多，咱们的战场离后方比对方也远得多，那时的天气比现在也冷得多。当时，作战需要的物资都是汽车向上运一段，然后是骡马向上驮一段，最后是人工背到阵地上。说得悬一点，每一发炮弹、每一包物资，都相当于同等重量的汗水，甚至是鲜血。咱们的战士，现在我们得叫他们父辈了，在这地方行军打仗，要爬山、要潜伏、要冲锋，据说当时许多人都用棉衣包着武器，以免枪机被冻住打不响。就是在这个被医学专家称为“生命禁区”，被军事专家称为“耸入云霄的战场”的地方，我们打赢了。那真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中国军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打、打得赢！ 俗话说“杀敌三千，自伤八百”。打仗就得死人。打胜仗的军人也不是神仙，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当年，我们许多战士就倒在了喀喇昆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的枪弹打中的，有的是在阵地上待命出击被冻死的，有的是运送弹药和物资的时候累得扑倒在冰山上再也没有爬起来，还有的是被当时几乎无法医治的高原肺水肿夺去了生命。战斗结束后，一部分烈士的遗体被运到山下的叶城县革命烈士陵园。还有一部分烈士的遗体被运到了康西瓦。当时我们的前指就设在康西瓦，首长们在东面的山脚下选了一个地方，由部队和支前民工一起，为烈士们修了一个安息的家，这就现在的康西瓦烈士陵园。那里背靠昆仑山，面向着烈士们曾经战斗过的喀喇昆仑，脚下是喀喇喀什河，在高原来说应该是风水最好的地方。此后，还有一些牺牲在高原的军人，也陆续被安葬在康西瓦，那里也就成为了我们国家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 时间过去了40多年，原来的前指已经撤消，那100多位烈士就成了康西瓦的主人。 我们敢说：在全国的烈士陵园，去康西瓦的人数不能算最多，但有人去的天数和去的次数，除了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我们的康西瓦！ 听到这儿，我插话道：“我们上山的时候时间紧，按声喇叭就过去了。说好下山的时候一定要看，结果，把这事忘了。我们今天基本上算是平路坏车，而且车就坏在刚刚经过康西瓦的地方。是不是烈士们觉得我们失礼了，怪罪我们了？” 两人听罢我的话，以一种会心且神秘的表情对视一笑，这种善意的微笑，让我尚未平静的心里愈发忐忑不安。其中一个参谋笑着说：“不是怪罪你们，是烈士们想见见你们这两位从北京来的记者，所以，出点情况，让你们停一停。这不，一会车就能‘背’回来，山上还有其他的越野车，不会影响你们下一步的采访任务。” “康西瓦海拔这么高，离内地又这么远，烈士的家人来看一次多不容易。为什么不搬到山下呢？”面对我的提问，他们又一人一句地继续谈了下去。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近些年基本上没有烈士的家人来扫墓。毕竟，这地方离内地太远，海拔也太高，交通又不方便，你们两个记者上来都惊动了南疆军区的首长，那普通人要上高原就更不容易了。前些年，道路及生活保障条件更差，我们觉得，上来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现在，40多年过去了，烈士们的父母大都不在人世，兄弟姐妹也都过了花甲之年，烈士牺牲的时候大都18、9岁，大的也不过20多一点，几乎没有结婚。你想，老家的人谁来看他们，又怎么来看他们？不过，你放心，从咱边防团、南疆军区、新疆军区，直到兰州、北京，各级领导和官兵都没有忘记康西瓦。那儿可是一年四季人迹不断、烟火不息。我们敢说：在全国的烈士陵园，去康西瓦的人数不能算最多，但有人去的天数和去的次数，除了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我们的康西瓦！ 多少年来，各级领导都非常牵挂康西瓦。前些年，新疆军区和兰州军区的首长专门指示部队，计划把烈士陵园迁到山下的叶城。那次，在你们坏车的地方也出了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儿。 三十里营房驻军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拿着工具，乘座一台运输车去康西瓦，为烈士墓的搬迁做准备。70多公里的路才走了一半，轮胎就爆了。换上备胎没有走多远，又爆了一个轮胎。第一次爆的是后轮的外侧轮胎，这次是后轮的里侧轮胎爆了。在内地换一个轮胎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但在高原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大家一起忙活了半天，才把轮胎换好。等车开到219国道与烈士陵园路口的时候，车子又熄火了，怎么打也打不着，怎么修也修不好。没有办法，战士们只好徒步走到了烈士陵园。在一位烈士的墓前，大家敬礼、敬烟、敬酒，然后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烈士墓。结果，大家都惊呆了：40年的光阴洗礼、40个春秋轮回，烈士的遗体保存的极为完好，面容栩栩如生，一切的一切都如同发生在昨天。带队的干部立即决定迅速恢复烈士墓的原貌，同时，把情况向上级汇报。等他们拿着工具登上汽车的时候，那原来怎么也修不好的车，一下就好了，拉着他们一路顺利地返回了三十里营房。 听说这件事一直报到了兰州军区。首长说，烈士的遗体保存得这么好，说明他们离不开康西瓦，就让他们在康西瓦安息吧。从那儿以后，再也没有人提烈士墓搬迁的事情了。 几天来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的思绪在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战争、寂静的烈士陵园、忠诚的战士，还有那艰险的道路、恶劣的环境之间跳跃与游荡…… 回到宿舍，我和王安民谈起了我与两位参谋谈话的内容。王安民不时地搓着双手，连声说道：“这事闹得，这事闹得。咱明天一定要补上，一定要补上。” 门开了。陈副团长带着两个战士抬着一个大纸箱进了屋。“你们去康西瓦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说着，他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件地拿了出来。我看到，上面是一叠很厚的黄纸，接下来是2包红色的腊烛、4把柱香，还有2瓶新疆地产的烈性白酒，很大的塑料袋里装满了苹果、香蕉等水果，还有几桶易拉罐的饮料。箱子的最下面铺着厚厚的一层《解放军报》。陈副团长看到我们疑惑不解，就拿出一份报纸说：“这是送给烈士们看的报纸，他们也关心国家大事。”说罢，他又拿过参谋送来的一本2003年第6期的《现代兵种》说道：“这是你们的杂志，我也准备好了。对了，香烟过一会就送过来。”我和王安民连忙说：“我们上山没有办法带酒水，但香烟有，就让烈士们吸一支从北京带来的烟吧。毕竟，也得有我们的礼物才行呀。”陈副团长笑着同意了：“时间不早，该休息了。明天用我的猎豹车。先去看烈士，然后再去神仙湾。”
第二天早上，我们乘上陈副团长的猎豹车驶出营区。临行前，林股长和新换的驾驶员同时建议先去神仙湾哨所。考虑到要充分利用时间，在神仙湾上多拍一些照片，我们也就同意了他们的想法。下午，结束拍摄工作已经是17点左右了。从神仙湾到219国道需要行驶近4个小时，从219国道的神岔口到康西瓦大约需要行驶1个小时。为保证天黑前赶到康西瓦，我和王安民迅速整理好器材，离开了神仙湾。 汽车行至海拔5100多米哈巴达克大坂时，驾驶员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主要症状是头痛、发低烧。是去康西瓦，还是返回三十里营房？我们再一次面临选择。如果今天不去康西瓦，明天我和王安民必须按计划下山，并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乌鲁木齐。上山前领导已经赋予了我们新的任务，返回的时间是不能改动的。此时，如果我们直接返回三十里营房，真的不知何时才能再去康西瓦。如果我们坚持去康西瓦，驾驶员的病情 康西瓦呀，康西瓦，想看你真的不容易！ 我让驾驶员停下车，运用曾经学过的医学知识，查看了一下他的身体，判定他是由于前几天工作劳累，加上高原反应所致，当前不会出现肺水肿等危症。而且，继续向前开，高度也在不断的降低，症状有望得到缓解。我和王安民、林股长交流了一下，决定让驾驶员到后排座位上休息，我或者王安民驾车，继续前往康西瓦！ 为了祖国，他们的年龄在青春的花开时节，在硝烟与战火的瞬间定格，永远的18、永远的20、永远的年轻！ 陵园大体上座东朝西，没有围墙，周围有一些稀疏的绿色植物。整个陵园带有明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建筑特点，也有高原艰苦环境留下的印记。一些建筑的水泥抹面已经脱落，裸露出的红砖颜色变得很深，准确地讲是成了暗红色，不禁令人联想到鲜血和生命。穿过仅有的两个由砖石砌成的门柱，就来到了纪念碑前。这是一座灰白色的建筑，下面是水泥平台，正中是高约8米的碑体，上面写有“保卫祖国边疆的烈士永垂不朽”13个红色的繁体大字。我们打开纸箱，拿出水果和饮料摆在纪念碑前的石台上。这时，我们发现，石台上早已摆满红烛、绢花和水果，甚至还有一个装着饭菜的砂锅！这些，都是不久前，其他部队人员前来扫墓留下的物品。我们的心不由地升起了一丝宽慰：“英雄不寂寞。尽管时间过去了40多年，但人们没有忘记他们。”大家不约而同脱下了军帽，以军人标准的立正姿势站成一列，久久地凝视着纪念碑，任凭越刮越大的山风吹动了衣襟、吹乱了头发。“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礼！”在王安民大校的带领下，我们整齐地将上身与地面成水平，形成了标准的90度直角，并长久地保持着这个姿势。 纪念碑的后方是分南北两块排列的烈士墓。一块块高出地面约80厘米的灰色水泥墓碑上，刻有烈士的姓名、生前所在单位、籍贯和生卒年月。每块墓碑的后面都有由一座高原黄土夹杂着暗红色砂砾堆成的坟莹。每座坟莹的高度与形状都基本一致，这说明烈士墓始终得到了良好的维护与照料。有些坟上长着青黄色不知名的小草，在晚风中，时而倒下，时而又顽强地挺起身躯。我认真看了一下烈士的牺牲年龄，发现相当一部分都在20岁左右，有的只有18岁“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如果他们能够从那场战场中凯旋，那么现在，他们应该是60多岁，儿孙绕膝的花甲老人了。他们也许正在传统教育的会场上，向后来者讲述当年发生在祖国西部边境上的卫国正义之战，赢得数不清的掌声和鲜花；也会和现实中所有的老人一样，享受着夕阳之美的幸福生活。然而，为了祖国,他们的年龄在青春的花开时节，在硝烟与战火的瞬间定格，永远的18、永远的20、永远的年轻！ 风向突然变了。原来忽左忽右的横风，变成了以纪念碑为中心的旋风。燃烧中的纸张随风旋转着飘向空中，将我们包围起来，渐渐形成了一个围绕纪念碑高达数米的火柱…… 情急之中，驾驶员拿来了大纸箱，王安民拿出打火机，在纸箱底部的一角轻轻一按，一个因缺氧而呈现出特有的红绿色火苗猛的跳起，并稳稳地站住了。我和林股长迅速拿起身边的黄纸，在纸箱内一张张地相续点燃，然后，又把腊烛放在开始燃烧的火苗上。腊烛很快开始熔化，那红色的腊滴似鲜血、似泪水，成串地快速落在开始燃烧的纸上。 祭奠烈士的真情之火，终于在夜风中燃起来了。 我们相继把腊烛、柱香和厚厚的纸张投入火中，然后，再一次在烈士纪念碑前站成一列。 火，越烧越大。红色的火光，照亮了夜色中的纪念碑，照亮了方阵般整齐排列的烈士墓，也照亮了沉寂中的康西瓦。 这时，风向突然变了。原来忽左忽右的横风，变成了以纪念碑为中心的旋风。燃烧中的纸张随风旋转着飘向空中，将我们包围起来，渐渐形成了一个围绕纪念碑高达数米的火柱。许多没有燃烧的纸张被风刮走，林股长和驾驶员试图把它们收集回来，但这种努力立即被证明是徒劳，在夜风中抓住几百张四处飞散的纸，谈何容易？正当我们为它们不能烧尽，惟恐因任何一点的闪失而不能表达我们对烈士的敬意的时候，再一次出现了让我们意想不到、至今也难以用常理解释的情况：每一次旋风刮过，都有一些散落在纪念碑四周的纸张被卷了回来，翻飞着在空中被点燃，围绕着纪念碑，燃烧、旋转、上升。 此时此景，我们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大家都笔直地站立着，表情极为庄重地注视着升腾的火焰，注视着被火焰围绕的纪念碑，身体已经与纪念碑、与火焰融为了一体。缺氧的反应、奔波的疲劳和夏夜中彻骨的寒冷荡然无存。火焰在我们的身边燃烧并翻卷着上升，我们全身都感受到了光明与温暖，泪水在被火焰映红的脸上尽情地流淌。一张带火的纸片随风刮到脸上，我仍然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丝毫未动。事后发现，脸上被烧起了水泡。但当时，不疼，感觉不到疼。没有动，也没想过动！ 不知过了多久，火势渐渐地开始减弱。火焰由高到低、火光由明到暗，最后在地上留下了一小堆炭火，一闪一闪的尤如天上的繁星。环顾四周，我们带来的纸张、腊烛和柱香，一点不剩的全部烧尽。而那曾经强劲的风，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停了下来。黑暗重新回来了，四周异常的宁静。 两个有着近30年军龄、经历过南疆红土地上战火考验、常年参与全军重大训练活动报道的记者，身边带着4套尼康、佳能公司的顶级摄影器材，却没有为康西瓦留下一张照片！ 返回的路上，林股长打破了的寂寞：“康西瓦我来过许多次，但今天的情况，我是头一回遇到。”我和王安民没有说话。望着车内的仪表灯在颠簸闪动，我立即联想到了纪念碑前最后的余火。车辆很快经过了昨天我们坏车的地方，发动机轰鸣着翻过康西瓦大坂。向前望去，深夜里，在北偏西的天空中有一片明亮的云，那下边就是我们高原上的“家”。 对烈士的祭奠仪式在经历一波三折之后，堪称完满地结束了。但作为记者，我们却因“失职”而留下了一丝遗憾：两个有着近30年军龄、经历过南疆红土地上战火考验、常年参与全军重大训练活动报道的记者，身边带着4套尼康、佳能公司的顶级摄影器材，却没有为康西瓦留下一张照片！从走进康西瓦的那一刻起，我们都抱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心情，去看望等待我们的战友。我们的身心，已经完全地与高原的雪岭、呼啸的夜风和升腾的火焰融为一体，脑海中只有切切的思念、深深的感动，无法也不可能拿起冰冷的相机，以观察者的身份去按动快门，惟恐惊扰了长眠于此的英灵。 回到北京，我查阅了一些不同版本和不同比例尺的地图，都找到了以居民地形式标识的“康西瓦”。我推测，除去康西瓦自身在喀喇昆仑和新藏线的重要的地理位置之外，那些测绘与编辑地图的人们，肯定也有着与我一样的感受。在遥远的喀喇昆仑山上，在那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的确有一个由105位英灵组成的特殊群体。40多年来，他们排着整齐的方阵，背靠祖国的大山，面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栉风沐雨、斗雪迎霜，默默地注视和祝福着从身边经过的每一位战友、每一台军车，以永远年轻的生命和无言的忠诚，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2003年夏未，我奉命赴乌鲁木齐参加全军反恐怖研究性演练。演练结束的时候，同行的记者们纷纷打点行装，开始计划下一步采访活动，我那积蓄在心底多年的愿望也极为强烈地喷涌而出——“上山去”！ “山”，在新疆军区乃至兰州军区属于一个专用词，它特指南疆军区驻守的喀喇昆仑山脉。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八月飞雪、四季冰封，道路艰险、人迹罕至，空气中的氧含量不到平地的一半，被医学专家称之为“生命禁区”；那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哨所神仙湾，有被称为“西海舰队”的班公湖水上中队，有我们可敬可爱的高原边防军人。每一个从山上下来的边防军人和上过山的记者，都以“神仙湾上站过哨，界山大坂撒过尿，死人沟里睡过觉，班公湖里洗过澡”而自豪。山，在一般人眼里是生命的极限。在他们心里，则是常人难以经历的磨炼与考验，和经历了磨炼与考验之后的荣耀与自豪。2001年10月，我在新疆采访的时候，曾经想过上山，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我向远在北京的社领导报告了上山的想法，得到批准后，立即向负责反恐演练组织和保障的新疆军区司令部机关提出申请，在总参和兰州军区机关的协调下，仅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得到了新疆军区领导的特批。我随即登上飞往喀什的夜航班机，开始了向往以久的喀喇昆仑之行…… 我和总参政治部记者王安民大校利用8天的时间，在南疆军区边防某团的全力保障下，首先是沿着世界上最危险、最坎坷的国家级公路——“219”国道向南蜿蜒而上，越野车上高度表的指针很快就转过了360度，然后穿行于海拔5000以上边防路，亲身经历了山洪、塌方，感受了八月飞雪和高原反应，行程4000余公里，登上神仙湾，走进班公湖，在人们向往与畏惧的“生命禁区”里，“零距离”地接触了我们可敬可爱的边防战友。当我俩面色黑红、满身汗渍，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和大包拍摄完的胶卷，在一片惊异的目光中匆匆赶上专机回到首都北京的时候，我知道，在我的心底从此留下了一份永远不能释怀的边防情愫。 山上艰苦，苦得难以用照片、文字和语言来表达。那缺氧的苦、寂寞的苦、思亲的苦，那执勤的苦、行路的苦、吃饭的苦、睡觉的苦，那贯穿于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天到寒冬，渗入身体里每一个细胞生命中每一个时刻的苦，远非一个“苦”字了得！山上光荣，光荣的每一个在上山的士兵和每一个上过山的人都终生为之自豪。当我与面带“高原红”的年轻战士一同站在边境上，望着猎猎飘扬的国旗，那种脚下是祖国的土地、背后是祖国的山河的使命感、光荣感，以从未有过的力量撞击着我的心扉。泪水一次次模糊了取景的眼睛，颤抖的手指一次次按动相机的快门。 下山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将照片分别投送给《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他们都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版面相继刊发。班公湖水上中队和道路工兵连的干部打电话告诉我，团里一次给他们送上来几十份登有他们巡逻和作业照片的报纸杂志，结果被大家一抢而空，从干部到士兵都将它们作为自己卫国戍边的见证，作为人生最珍贵的财富，非常小心地收藏了起来。“人手一份，绝不外借！”听罢，我手拿电话久久地说不出话。没有想到这些普通的印刷品，会被那些连氧气都吸不饱的边防军人如此的珍惜！同时，也觉得应该从更高的层面和深度，去反映新时期边防军人的风貌。于是，我开始构想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写一组边防行记。写高原的山、高原的湖、高原的路、高原的雪，写那些为祖国安宁、人民幸福而在“生命禁区”站岗放哨的普通军人。 记得2000年初，我刚刚进入记者行列不久，我的老社长严小衡，这位军委原装甲兵参谋长严振衡将军的儿子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不仅要拍好照片，同时也要写好文章。无‘片’不立，无‘文’不远”。这一次，我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几个月以来，我一遍遍地回想着山上的情景，一次次构思着文章的内容，思维不时地在北京和喀喇昆仑之间跳跃与萦回，几度信笔由缰，却始终不得其果。我觉得要写的很多很多，可写的很多很多，但压力也很大很大。每当我漫步华灯初上的长街，徜徉于桃红柳绿的林间，结束一天的工作，融入都市人海之中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康西瓦、班公湖、神仙湾。我是带着责任、带着压力，以诚恐诚敬的心情来写作的，因为与边防军人平凡中的伟大相比，我对自己的文笔着实没有信心。《国际展望》拿出宝贵的页码以特稿的形式连续登载，让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不到5年的我受宠若惊的同时，倍加珍惜这次与编者、读者交流的机会。 于是，在经过数月的酝酿之后，我动笔了。用真挚的情感、认真的态度去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尽管文采稍逊，但心始终充满了激情和虔诚。 衷心感谢总参军训和兵种部、兰州军区司令部军训和兵种部、新疆军区司令部、南疆军区领导和机关，批准并给子我这次难得的工作机会。 衷心感谢南疆军区边防某团领导、机关和全体边防官兵，为我的采访工作提供了全力的支持与保障。 衷心感谢《国际展望》的副主编赵楚先生，他年初听完我的高原经历之后，当即约定以特稿的形式连续刊载，并为此文的面世做了多方面策划和组织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