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璀璨 九死不悔
——记老兵陈哲文的传奇一生
袁 潮
题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大千世界，百态人生。在数以千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兵行列中，陈哲文老先生的经历可以说有其独特的光彩。
１９４９年２月，积雪尚未完金消融，北平南苑机场，我军四野高射炮指挥所驻地。一位手持时驻天津的四野特种兵司令部政治部介绍信的年轻人，被值勤哨兵领进办公室，高指所的刘奠西副主任接待了他。这位年轻人就是前来参军的陈哲文。
简要介绍之后，陈哲文又向刘奠西副主任出示了自己的另一份介绍信，这是一幅名片大小的粉红色绸布，上面以刚劲的魏碑体蝇头小字写道�"董必武同志：兹有世侄陈哲文等四人，系炮兵科毕业生，志向革命，要求参加解放军，请予安排。李济深 卅七、十、十"
看到这份奇特的介绍信，刘奠西副主任忍不住多问了一些情况。原来面前这位个子不高、眉目清秀，操一口粤语的年轻人，和自己竟是校友--都是国民革命军防空学校毕业的学员，不同的是自己是第一期毕业生而陈是第三期也叫黄埔军校第十九期炮兵科独立第二中队的毕业生。此次他带着这封特殊的介绍信辗转四个月，才第一次拿出来，圆了参加人民解放战争的梦。当下刘副主任安排其就在指挥所任参谋，马上参与对北平原国民党守军高炮部队的整编工作。
自此，陈哲文便成为了我人民解放军一员，加入了人民革命战争的队伍。他知道，这一步的迈出是他整整企盼了六年、奔波找寻了一年的结果。
一、 身出文武世家 心系民族强盛
陈哲文１９２２年出生于新加坡。当时，他的父亲--曾任精武体育会理事长的陈公哲先生正在新加坡创办精武体育会新加坡分会。他的母亲卓宝文女士随陈公哲到新加坡后不久便怀孕在身，此后新加坡分会创办事毕，因陈公哲要回上海主持操办精武体育总会的工作，她不便跟随就留在新加坡直到生下儿子，取夫妻二人名字的后一字合为哲文作了儿子的名字。陈哲文出生一年后，母子二人才回到上海，后来又定居苏州。
陈哲文在苏州上学读书，念到初中二年级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华东、华南地区。一二八松沪抗战之际，其一家逃难到广州，１９３８年日军轰炸广州后又举家迁往香港。在香港，陈公哲利用自己往日的社会交往，让辍学已久的陈哲文跟着富家子弟陪读，在人家聘请的家庭教师辅导下学完了中学课程。
１９４１年夏，未经过正规高中教育的陈哲文考入了大学--当时因战争迁入香港的广州大学--的经济系。开学仅仅一学期，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日军又占领了香港，陈哲文一家同所有香港人民一道沦为日本人治下的次等公民。在日本军队铁蹄下的香港，陈哲文尝到了国家遭侵略、民族被奴役的滋味：每天上街过马路时，遇到巡逻的日本兵都要止步鞠躬点头问好，否则便要受到训斥甚至挨打。回到家里，看到父亲也在为精武体育会的事情发愁。他知道精武体肓会是父亲他们一手创办起来的，精武会的宗旨精神与当前国破家亡的大气候是格格不入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陈公哲及其与精武会的关系。
精武体育会创立于１９１０年３月，其前身精武体操学校是由当时上海一批爱国士绅，支持名震京沪、大灭洋人威风长国民志气的武术大师霍元甲与徒弟刘振声主持的教授武术组织。霍先生去世之后，陈公哲等一批霍的学生便接手精武体操学校，并将其更名为精武体育会，意在发扬民族精神、强壮民族体魄、抵御外侮、扶危济世。陈公哲家中经营实业，尚属富殷，但他一心专注于精武会事业，不断的捐资散财，包括把家中唯一的一处三层楼公馆和庭院无偿献给精武会充作会馆，以致于家道逐渐败落。在他的努力下，精武会于抗日战争前发展迅速，从上海到广州、港澳乃至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建起了分会。分会和会员最多时达到五十余处、上千万人。时人皆称："精武发达、公哲破产。"
除以家财资助精武事业之外，陈公哲还于精武会开创之初亲手制定了宗旨、章程、组织以及会训、会标、会旗甚至会服。如其宗旨"起民疲，培国脉"；其规定"公正廉明、尊人重己、爱己及人"等十条；其会训"不准以我之拳头加诸同胞身上"；其会徽--盾牌上嵌有代表体、智、德三方面的三颗五角星以及会旗--黄色的三星旗等等。精武会不仅习武，还在会内设立了书法、绘画、摄影、舞蹈、音乐、国医等课程供会员们选修。陈公哲本人也曾编著出版过国内最早的摄影技术书和教育、发明等著述，并师从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学习书法，是民国初期著名的文武兼备的社会活动家。
精武会创立之初，正是中国封建统治王朝摇摇欲坠、民主革命运动蓬勃而起的时代，政局变幻，时势纷杂，为保护自身发展，陈公哲他们明确提出了精武会不参与一切意识形态、党派、宗教和民族纷争的处世方针，从而保证其成为了一个跨国界、跨民族的群众性习武组织。虽然如此，其众多会员当中有许多是当时民主革命团体--同盟会成员，比如陈其美等人；陈公哲与孙中山先生又同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两人也素有私交。
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５日在精武体育会举行的第三届运动会上，孙中山先生曾应陈公哲之邀莅会祝贺并即席演说。
１９２０年精武会庆祝建会十周年活动当中，孙中山先生又应陈之邀为精武会题写了"尚武精神"的横匾，还给建会十周年特刊《精武本纪》写序文，对精武体育会给予高度评价。文中说："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兴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和平之一基础。"孙先生
还在序文中勉励精武同仁"余嘉诸子之有先知毅力不同于流俗也。"
１９２２年８月，陈公哲从香港乘船到上海，在船上邂逅孙中山先生及其随行汪精卫、黄惠龙、蒋介石。孙、陈二人就此曾做过一番深谈。孙中山先生对陈公哲说道�"您在国内服务社会有几年了，现在又到南洋推广国术，海外亦会受益不浅。我从事中国政治革命，到处奔波。而您本着服务社会的精神，希望功在社会，也是不计苦乐啊！"
陈公哲听后非常感动："先生与我都是广东香山人。先生革命数十年，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革命告一段落。现在军阀专权，陈炯明叛变，这是革命中的波折。以往承蒙先生数番请我参政，但是我向来以改良社会为目的。如果社会健全，则对于国家政治，不是没有好处的"。
孙中山先生表示赞同地说�"您所做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社会基础健全，是国家振兴的本钱。我们都是为人民谋幸福。"
物换星移，时光流转。就在中华大地经历过辛亥革命和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之后，眼前又面临着外敌人侵，国土沦丧的悲惨境地。这个局面是陈公哲决不愿意看到的，他这种思想情绪不断地流露出来，潜移默化地也影响了长子陈哲文。如何摆脱这种局面？国家民族的希望在哪里？陈哲文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他在大学里偷偷从老师和同学那里借书来看，其中有一位陈肃亮曾经给过他毛泽东所写的《论持久战》等书籍，使他初识中国共产党、进而也看清了方向。到国内抗日斗争第一线去！用自己的血肉筑起民族新的长城！
二、 辗转万里追寻 终于投身革命
１９４２年初，不堪忍辱的陈哲文告别父母，只身离家，先随难民步行到达广东河源，复乘烧木炭之汽车辗转月余到了韶关，以后又伺机到了重庆。在重庆，他找了自己的姐夫--美国医药援华会驻中国代表--郑宝南。郑是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之子、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曾任中国政府驻纽约总领事，战争爆发后又受聘于美国医药援华会，负责美国政府及民间援助中国抗战的医药物资审查、供应及分配等工作。二人见面之后，郑宝南问："你到国内来有什么打算？"陈哲文答："我想去延安。"一听这话，郑连忙"嘘"了一声说道："小声点，这话你对我说不要紧，可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说。"最后郑讲还是先给你找个抗日的事情做，以后怎么办再想办法。郑同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教授关系很好，平时因工作关系也经常往来，于是就安排了陈哲文到在贵阳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
几天后，陈哲文便乘坐运送药品物资的大卡车，离开重庆前往贵阳，由于姐夫的安排，一路上还被当成贵客坐进了驾驶楼里。在贵阳救护总队中他被安排在检查科，工作是检验美国等国送来的药品及物资，就这样干了大半年。
１９４３年初的一天，他在贵阳街头看到军队防空学校招生的报名站，于是就报名参加，经过考试和体检进入了该校炮兵科独立第二中队。学校位于贵阳南厂，他们这批学员也叫中央军校炮兵科第十九期，学制三年，其中有半年到都匀炮兵学校学习地面炮兵专业技术，其余时间均为学习防空高射炮专业。他们这期学员兼学了地、高炮专业，是当时国民党军校中未曾有过的炮兵全科学员。学校的教育长为黄镇球，也是广东人，早年曾两次参加北伐战争和平叛陈炯明、并在德国学习过防空专业，此时还任全国对日作战防空总监。中队长叫孙世勋，是位正直而有才干的军人。关于这位孙队长，有两件事使陈哲文感触颇深。一是在都匀地面炮兵技术学成之后，中队要撤回贵阳南厂本校，来拉他们回去车子到了，正好当时有田汉率领的战地儿童剧团慰问演出完也要去贵阳，车少人多怎么办？孙队长把手一挥："让孩子们坐车，我们全队走回去。"然后便率领全中队步行一百多公里、跋山涉水回到贵阳。二是当时有位叫刘德善的同学，言辞激进被疑为共产党而受到禁闭审查，孙队长力排众议出面保释其离校，并为其担保又去了军医学校学习。全国解放后，孙队长通过张治中先生也回到了大陆，一直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教书，今年也该有八十多岁了。当然这是后话。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随着抗日战争结束，他们这批学员也学成毕业。陈哲文因成绩优良被留校担任少尉助教。１９４７年夏，学校承担了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防空游动教育班"的任务，陈被派到去北平的教学组，７月抵达北平。同年末防空学校也迁址到了北平，驻地在德胜门外黄寺大楼。陈所在的"游动防空教育班"归建。
在搞"游动防空教育班"过程中，从贵阳到北平的一路上，只见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上，农村土地荒芜，饥民四处游荡；城市物价高涨，群众怨声载道。战后的国民政府非但没能团结全国各界，同心医治战争创伤，引导国家昌盛，反而强化独裁统治，压迫民主纵容腐败，更频繁调动军队把枪口对向了八路军和共产党。这一切都使陈哲文感到了失望。他又想到了当初刚回国内时在重庆对姐夫所说的话，想到了防校几个比较要好的同事们在一起时对于时事政局的议论。
"看来国家的希望在共产党。还是要想办法去找共产党！"归建学校后他把这一想法同几位朋友说了，大家都很赞成，当下商定分头去联系，谁联系好了就把大家一起带上。就这样，他们四五个人开始了分头找共产党的秘密活动。这几人当中有教育科的教官，也有校部的秘书，还有已从学校分配到部队里的如当时在北平防空司令部的参谋等人，其中年岁较大、资格较老的是防空学校第一期毕业生留校任教官的帅鹏飞中校。
１９４８年初，当时东北战事吃紧，陈哲文要求下调到了驻在唐山的国民党第六十二军，被分配到军直属炮兵营。虽然到了前线，离共产党和八路军近了不少，但要真正接触上共产党谈何容易。经过数月的奔波联系，仍无进展，于是便与众人约定，由他以回家探亲为借口，另谋发展。同年７月，他请假脱离了部队，跑回当时民主人士云集的香港。
当时在香港，的确聚集了很多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民主人士，但由于白色恐怖都是处于秘密状态下。陈公哲在获悉儿子回来的目的志在参加革命后，甚为支持，大力协助联系，利用自己旧日老关系，通过这些人士寻找共产党组织，先后找到了民盟香港支部负责人冯裕芳（解放后得知其是共产党琼崖纵队领袖冯白驹的叔叔）、陈大年和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李济深是国民党元老，二十年代曾任黄浦军校副校长兼训练处主任、北伐军总参谋长兼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军长和国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抗战期间任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抗战后因力主民主建国与蒋介石不合而辞官在上海创办《文汇报》，１９４８年１月同宋庆龄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１９４９年初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后任政协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济深在筹建民革时曾动员陈公哲参加筹建工作，其过六十二岁生日时，陈公哲同郭沫若还一同去为其祝寿。因此，当见到陈公哲父子并听说来意后，自然非常高兴，当即便对陈哲文的行动加勉一番，然后说："我为你写一封信给那边，你拿到这封信完全可以使你的想法实现，但是如何通过封锁线去到那边，我则无能为力了。你要自己想办法过去。"
就在此次见面的两天后，李派副官送来了一封信，里面就装着一幅名片大小用蝇头小楷毛笔书写致董必武的红绸字条。（因当时董必武是中共方面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来人还交待陈哲文说："你可以把这份字条缝在衣服里面，等到了绝对把握的时候再拿出来给他们看。"陈哲文按照他的要求把这份"介绍信"缝到了自己国民党军服的衬里当中，估计这军服在一路上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准备妥当后即于同年１１月启程出发。因同众人有约，所以他还是要先回北平去。为避开检查，他从香港乘外轮到达上海，接着又从上海乘船至天津，到了天津才转乘火车抵达北平。
陈哲文悄悄地回防空学校找到那几位朋友，说明自己已经有了"介绍信"但还未正式接上关系，那几位朋友也讲到他们在这期间不断去北大、清华听课，打算结识进步师生并通过这些人再与共产党组织或解放军接上头，可人家惧于自己的"国军"军官身份而毫无结果。此时防空学校正在奉命紧急迁往台湾，众人对时局的发展估计不足，没料到北平会在一个多月后便和平解放，考虑到物价飞涨，均留下来经济生活成问题，于是大家商定由陈哲文单独留平，继续抓紧接上关系，先行参加工作，众人仍随校迁台。大家待陈在解放军参加工作后，将情况向组织汇报，众人设法就地在台湾帮助做一些党所需要的地下工作。分手后不久，陈哲文便被围困在北平。北平刚解除封锁，陈哲文立即前往天津，找一位估计可能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朋友谭毅。当时北京站发往天津的火车还未通，他步行到丰台搭上南方过来的火车到了天津。在天津没有找到谭却遇到了一位远亲、交通大学唐山分校的学生黄某，（黄当时已是天津市政府的干部。）黄介绍陈去唐山找人，于是又到了唐山，在唐山呆了一星期结果还是没有接上头，便又返回天津才找到了谭毅。谭毅此时已公开身份，在天津市公安局作秘书工作，听了陈哲文的要求后，他通过组织介绍陈到了解放军四野特种兵司令部。四野特司的政治宣传队长赵军接待了陈并详细询问了陈的情况，然后开具介绍信让到北平南苑高炮指挥所找刘奠西主任报到。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三、 随军南征北战 因病要求复员
陈哲文参军后，第一个任务是同北平国民党守军高炮团联络，进而落实对其和平改编的具体工作。那一天，他把刘奠西副主任交给他的一封信揣进怀里，然后乘车前往在南苑机场的"国军"高炮团驻地，将信交给了该团团长。事后多年，台湾空军高炮三团的许代团长见了陈在防空学校时的同学唐达清还说："没想到在北平接受解放军第一号备忘录的竟是你们同学陈递交的。"
大约半月后，陈哲文跟高炮指随四野指挥机关南下，行至河南漯河许昌间，被调到下属的高射炮第一团任作战参谋。此后，陈哲文在高一团的队伍中，先驻武汉，后下广州，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又经武汉到东北鸭绿江边安东。可谓南征北战。
南下到武汉时，他向团里的组织股长王如东汇报了在北平时同防校几位朋友的约定并请求组织上联系。一周后王股长答复他说，野战部队与地下工作者不同系统，无法与对方联系上。如果他们想要参加革命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们回大陆来找我们。陈哲文马上据此意见给台湾帅鹏飞等人发信，信中用暗语写道："我的生意进展顺利，但是目前不便于向你们那里发展，如果你们打算做这笔生意，可以来我这里入伙共同做。"
不久，便接到其父由港发来的电报说：帅已到了香港。陈经汇报请示后，立即回电告�"速来武汉。"电报刚刚发出，陈奉派随从首长刘奠西等北上沈阳高射炮兵学校参观学习，部队又将要开往广州。于是，临行前他把帅要来的事安排给了老参谋裴辅忠。帅在香港接到电报后即经广州乘火车北上，车停韶关站时，他见站台的另一边是一列南下的军车，上面装有高射炮，于是便想到很可能就是陈哲文那个部队，连忙下车向站台上一位指挥模样的军人打听，结果此人正是裴参谋。真是无巧不成书。虽然这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解放军高射炮兵很少，帅鹏飞又是内行人一眼认出了高射炮，但事后大家谈起此事还都笑道：这是天意。裴参谋一见帅鹏飞，赶紧说明自己已受陈哲文之托，当下就在站台上为帅写了一�"介绍信"，让帅拿这封信到武汉找高炮指报到。帅到武汉报到，当即被分配到刚成立的高炮教导大队当教官。后来又见了当年防空学校的同期学友刘奠西副主任，自然又一番高兴。五十年代中期，他调郑州炮校任教，主要教炮兵数学和射击学。后授上尉军衔，直到六三年转业回了老家江西弋阳县。
陈哲文在广州，因为会粤语又是广东人，所以部队就派他负责同外界特别是地方上的联络工作。部队北返武汉时，他同广州车站军代表联系安排火车运输，调车皮、装火车、制订部队登车计划，一连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疲惫不堪得竟在车站军代表室坐着同军代表唠嗑时边说话边就睡着了。直到最后一列车皮编成、部队车炮装毕，他才爬上闷罐车倒头便睡。鉴于他在广州期间的突出表现，团里给他记小功（三等功）一次。
１９５０年夏秋之交，朝鲜战争爆发后，高一团奉命编入东北边防军，从武汉开进到辽宁安东。
此次开进，陈哲文是先遣队成员，乘火车北上的途中，为防止敌特破坏，在每一节车厢都要有干部带着战士值班。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装了车炮的平板货车上值班，渴了饿了就举起军用水壶灌一口凉水、啃几口从挎包里拿出的干粮；困了乏了就钻到汽车的底盘下面蒙上雨衣被子睡上一觉。每当停靠一个车站，都有受到严密警卫的大水缸和馒头油饼等干粮供应车上部队，在苏家屯车站（现沈阳南站），还有鲁迅艺术学校组织的宣传队为过往军车表演了小节目。这些都给了陈哲文及其战友们巨大的鼓舞，这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子弟兵们当好国家的保卫者啊！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把自己学过本事全部发挥出来打好保卫祖国的每一仗！
车到安东，他们在一个叫六道沟的地方下了车，然后便开始紧张地设营、勘察阵地和配置兵力等工作。陈哲文与同志们一起跑遍沿鸭绿江一线的桥梁、机场、水库等保卫目标，制订出防空作战方案，他还根据最后确定的方案连夜画出火力配置和炮阵地部署等作战地图。此时的他，心中充满了对于未来战斗的渴望和在卫国战争中一试身手的雄心壮志。可是他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命运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１０月上旬，部队换装发下了棉衣，与老军装不同的是新棉衣的裤子外侧各有一道两三毫米宽的红杠。中旬，排以上干部开会，听了宣传部长李伟的形势报告，然后就是全团上下的出国作战动员及请战的热潮。正在这时，陈哲文接到通知：调去武汉高炮二团工作。临战之前让自己到远在大后方的部队工作，令他很是想不通，想不通归想不通，调动命令还要服从，他随即便孤身一人按照上级命令离开安东前往武汉高二团报到。
到高二团后（后该团番号改变为炮兵第５３１团，），他被分配到股长路平之领导下的军训股任军事教员。往后的一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布置、组织、检查全团的军事教育训练及给排以上干部讲课。关于他的这次调动，多年后有领导同志告诉他，主要还是考虑到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不符合入朝作战人员的政审条件。虽然这是事后多年才说明了的情况，但在当时陈哲文自己也从中感觉到了这种组织上不信任的态度：自己是科班出身、会英语、对美国空军装备及战术也很有研究，这些都是在朝鲜战场与敌作战中用得上的，为啥偏偏在行动之前又让自己回到大后方？除了担心自己在战场上出问题还会有什么解释呢！
虽然有这块"心病"在身，但他还是在军事教员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努力工作，他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组织上所担心的那种人！
１９５２年春，由于连续不断地日夜操劳，他又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雪上加霜，不得不被送进武汉附近的羊楼洞驻军医院，这是所专治肺结核等传染病的疗养院。"心病"加上身病，使他感觉到沉重的思想压力。正在此时，医院传达了部队进行精简整编的中央指示精神，思考再三，他决定还是响应组织上关于精简整编的号召，离开军队转业到地方上去工作吧。于是，他在医院里向组织上提出转业申请，并获得批准。８月，他在医院办好了转业手续后，出院回到部队收拾自己的东西并向往日的战友们道别。当他向老首长刘奠西副师长（高炮指挥所此时早已改编为高射炮兵第一师）告别时，刘连连说他应该先回部队研究一下，不该就这样急着办理转业手续。话语中透出深深的惋惜与关切。
四、蒙冤"右派"还乡 十八年磨练更坚强
转业在即，去向何方？陈哲文的面前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回香港，二是到广东家乡，三是去东北沈阳。当时抗美援朝尚未结束，国内经济建设刚刚起步，而东北正是与这二者相关最密切的地区--既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直接后方，又是国家重工业基地建设重点。党和国家正在号召各类人才向东北流动，江南众多地区的知识青年纷纷报考东北人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共产党领导下的院校，或者直接报名参加鞍钢等一批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的招工队伍。
对，响应号召，到东北去！陈哲文下了决心。对于他这样一个自小生长在南方、大部分工作时间也在南方的人来说，去东北这个虽不能说完全陌生但却仅呆过半年的寒冷地区，这意味着非常重大的转变。下这个决心时，除了坚决响应组织号召�"公心"之外，也还有些许私心在里边：一是他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心听党的话、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受香港家庭影响的人；二是他在沈阳有一个已私订终身的女朋友，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美丽而又文静的姑娘。
１９５２年９月，陈哲文到沈阳，被安排在市建筑工程公司计划统计科任科员，做计划工作。此时如从１９４２年初自香港回国内算起，已是十年有余，其从军生涯，也已将近十年了。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他的老部队老战友回到祖国留在东北，彼此之间的交往渐多起来。与此同时，祖国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从１９５３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得沈阳象一座巨大的工地，许多的建设工程项目纷纷上马，这些自然更加忙坏了陈哲文和他所在的建筑公司。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除了下工地、作报表之外，还积极参加各项政治及社会活动，被同事们选为工会组长，还向公司党组织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除此而外，他还多次给香港的父亲和美国的姐姐写信，介绍祖国政治昌明、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劝说他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在他的劝说下，父亲同意回国观光，李济深副主席也对�"至表赞同"并委托国家侨委帮助解决。１９５７年６月，陈公哲率香港观摩团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武术观摩大会，会后绕道沈阳来看望了阔别近十年的儿子和从未见过面刚结婚登记的儿媳（由于原先的女友嫌陈哲文地位低微，与他分手，现在的妻子为另一人，乃沈阳市市立高级护产学校毕业生、在公司卫生所工作的同事）。这几年光景同国家的形势一样，可说是陈哲文最为舒心和愉快的时期。
可是好景不长，１９５８年初，反右派斗争"深入"到了基层，陈哲文所在的建筑公司也"运动"起来，右派的帽子戴到了他的头上。事情的直接起因是由于一个人的揭发：此人原为市建工局干部，下派到公司工地当记录员，不安心工作，身为工会组长的陈哲文曾作他的思想工作说过�"像末代皇帝溥仪那样的人都能够改造过来，这还不说明共产党是英明伟大的吗！"对这句话，揭发人按他自己的理解说道："陈哲文这是说共产党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好家伙，陈哲文这是在恶毒攻击共产党！
事情就是这样好笑，再加上香港（国民党特务的大本营）的父亲、美国（头号帝国主义敌人）的姐姐等复杂海外关系和先当"国军"又当解放军最后被部队"处理"回来，以及上面下达给公司抓右派的指标尚缺。这一切都促成了右派的帽子非他戴莫属！他被从科员下放去当力工劳动，工资从每月６６元降到最低的３８元。三年后的１９６１年，党和政府为了压缩城镇人口以减轻粮食供应变紧张的压力，提出所�"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号召。于是他又成了被清洗的首选对象，一家人被动员下放回原籍农村--广东中山县南蓢公社榄边大队茶东生产小队。
事情如此发展，他完全没有料到，于是便沉默下来。自打戴上了右派帽子之后，他为避免牵连他人，主动断绝了同往日战友们的联系；又担心再给自己加上新的罪名和增加亲人的思想负担，也停止了给父母等亲人写信。以至于就在他返乡两个月后，弟弟从香港来信报告父亲病危的消息，还是按照老地址寄到了沈阳，然后又从沈阳转到了广东老家。等他接到信时，父亲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为此他在亲人们当时的埋怨中一直深深地自责着。
自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３日离开沈阳迁往广东，直到１９７９年６月单位落实政策接他回来，他在家乡农村劳动改造了整整近十八年。这十八年来，由于他生活在故乡父老乡亲们中间，所以受到的磨难恐怕要比在城市好一些。除了在文革期间被划在"黑五类"的圈子里办学习班、检查认罪之外，基本上没有受到更严厉的皮肉冲击之苦，当然有一次外调人员来审查取证除外。
那是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江西弋阳县来人调查帅鹏飞所谓"潜伏特务组织"案件。原来帅转业后县委组织部安排他去县供销社当主任，他以未当过领导为由婉言拒绝并要求发挥专长到学校教书，于是被分配在县一中做数学教师。文革初期，曾经有红卫兵来找陈哲文调查过帅的材料，听了陈的介绍后认为满意便回去了。第二次又来了两个岁数较大的人，这次大概是专案组搞的外调，因此比年轻的红卫兵们自�"警惕性斗争性"要强得多。来人让大队民兵把陈哲文从"学习班"押到审查室，先是拍桌子对他叫道："帅鹏飞是潜伏特务组组长，你是组员，帅已经坦白交代了，你也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他不承认便被勒令以双膝跪在凸出的门槛上，两手平伸，小腿肚上还加压一块重约十斤的大方砖，白日暴晒太阳，晚间不让睡觉，这样反省请罪一连折腾了几天。见他仍不交代，又于一天晚上让他交�"发电报，要不然怎么对半导体这么明白"的罪行，他自然还是不承认。最后让他念墙上贴的毛主席语录，正好面对的是有关反对于逼供信的语录（应该感谢那些把这些语录贴在墙上的父老乡亲），念完后他说："你们对我罚跪、罚弯腰、罚不让睡觉，不正是毛主席所反对的逼供信吗？我觉得你们现在所作的好象有违语录精神。"对方一听，气急败坏地训斥几句，然后便扭头走了。过一会儿队里的民兵过来告诉他：人家说你可以睡觉了。第二天这个专案组就撤走了。
办案人员所说�"对半导体这么明白"的问题，源于从乡亲们口中了解到的装配和修理半导体收音机的事情。陈哲文为谋生计和解决自家"关心国家大事"的困难，自学了一些二级管、三级管等半导体收音机的组装和修理知识，没事时经常为大家装修收音机，只收材料费而且做工实在、坏了保修，因此颇得大家赞赏。而他自己也从中得到了脑筋锻炼和时不时收到一些鱼肉蛋之类"礼品"的双重好处。这种事情落到专案人员的耳朵里，免不了被"高度革命警惕性"地分析推理一番，据此怀疑他搞"利用半导体发电报送情报"等特务活动，也是那个年代的顺"理"成章之事。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陈哲文已到�"知天命"的年纪，经过五十年风雨磨练，他在体格上和思想上都变得更加强健，看着自己兄弟姐妹十人当中除自己回国参军而外，其他姐弟妹都在海外过着优裕的生活，他始终坚信中华民族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世人瞩目的强大民族，当初自己回国内效力、促国家昌盛的初衷是正确的！因此，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抱定"乌云总会过去，春天终将到来"的信念在顽强地坚持着。唯一使他感到有些内疚的，是对不起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儿子小学毕业升初中时，一桩"反动标语案件"又为其升学罩上了阴影。原来，他家的前后左右邻居都是地主、反革命�"黑五类"，一天在小巷的一面墙上有人写了"××毛主席"几个字，大队治保主任认为必定是这几家的孩子所为，于是把这几家"黑五类"集中开会要求坦白交代。暑假都快过完了，仍未破案，如不破案，大儿子便不能升入初中。幸而临开学前几天，那位出身"红五类"的小肇事者又在另一处墙上写"反标"时被人当场抓住，"黑五类"们这才获解放，大儿子得以顺利升入初中不致辍学。１９７５年大儿子高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１９７７年冬季恢复高考，大儿子榜上有名，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政审刷了下来。儿子一赌气把课本和作业扔了，他又给捡回来并告诉儿子说，好好学习不会错，将来总有用到的时候。第二年又考，又取得了全县第二名（数理化分数为第一名）的好成绩，达到重点学校分数线，终被华南工学院录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明媚春光的到来。１９７９年，陈哲文原所在建筑公司为其作了彻底平反，十八年冤屈终得昭雪，而此时他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当他领着全家从广东中山又一次乘火车贯穿南北、抵达沈阳的时候，望着熟悉的街道和昔日亲手建起的工厂楼房，他的心头湿润了：既高兴又感伤。他高兴是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而感伤是自己的报国之心白白闲置了十八年。
五、伏枥老骥壮志 夕阳发作朝辉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八年纪念日，陈哲文重新回到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岗位。这时他熟悉的只是那幢位于沈阳南北主干道旁的公司办公楼和为数不多的熟人面孔，其它的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他被分配到公司新成立的第六工程队负责统计工作，领导上还让他带了三个徒弟。
平反过去，特别是在他档案里没有发现当时本应该由他签字的任何"罪行"材料，也没有把他划为右派分子的《审查认定表》，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使得落实政策工作人员都大惑不解。人们好像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仿佛他就是当年敢于坚持真理不讲假话而遭受暗害的英雄。有人劝他说，你要坚持追查当初是怎样把你定为右派的；也有人让他去告那些暗中整他的人；还有人干脆告诉他借此机会好好说道说道把职务级别搞上去。种种说法使他感到了多年"运动"给人们心理上所带来的扭曲：是呀！文革刚过、派性难免，作为他们这样想情有可原，可是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精武会训"拳头不能加诸于同胞身上"，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应该成为人们行为处世的准则。我虽无法"兼济天下"但还能做到"独善其身"，自己不能再搞"以其道还治其身"这一套了。自此以后凡是再碰到这样的"好心"劝告，他总是一笑置之："过去的事情就过去算啦，还是按小平同志讲的向前看吧�"
对于历史上的旧帐可以不去算，但对于面前的是非可不能视而不见。
上班后，他经常下到工地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对比计划，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向领导提出补救的办法或措施建议。他要努力把工作搞好，最大限度地发挥统计工作应起到的作用。可是不久他就发现，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普遍存在的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尚一时难以清除，自己同队里一些领导有着很难调和的矛盾。比如每月上报工程进度报表前，队里的主要领导总是找他一起开会，让他汇报当月生产计划完成情况，表面上是审核及咨询，实质是要他弄虚作假，多报一些数字。他为了维护统计工作的严肃性，总是坚持原则，向各人解释分辩，不去屈从而作出不合理的修改。因此会上总免不了唇枪舌剑地争论一番，结果往往仍是如实上报，不欢而散。由于在会上他是孤立的，一个人答辩党、政、工领导的质问和"动员"，所以他戏称它是"三堂会审"。
一次，工程队施工进度实在太差了，与计划指标相距甚远。如一些住宅楼计划要求形象达到六层平口，可实际到月末三层平口，仅是计划工作量的一半，产值反映到统计表上与计划对比相差达３０万之巨。如实统计上报，这本是正常和合理的，但工程队领导觉得如此上报，非但于脸上无光，而且会受批评。于是这回的"三堂会审"会，压力更大，非同一般。几位领导在会上纷纷发难：
"报表的数据准确吗？"有人问。
"准确，没问题。这都是经过与记录员再三核实并与工程预算工作量台帐反复计算出来的。"陈答。
"锅炉在前几天进场了。锅炉价格不低，报上一些锅炉安装进度，不可以吗？"又有人发言。
"不可以。锅炉进场不等于锅炉安装了。材料进场不能报施工工作量，如果这样报进度的话，砖、瓦、沙、石进场了，岂不是都可以报进度了吗？！"陈哲文又答。
"老陈你这次就灵活一下，想办法报多一点，以后咱们抢一下进度给它找平不就行了吗？书记动员说。
"书记同志呀，我过去犯错误成了右派（此时他还认为自己当年是犯了错误），现在党正号召我们'实事求是'，我可不想再犯错误啦。再说最近统计法草案已经出台了，其中规定对犯有弄虚作假行为的统计人员，最高处罚可判有期徒刑７年。依了你们多报，一旦出了事，你们至多检讨一下用人不当或者思想认识不对头就了啦。而我作为具体责任人是要坐牢的！"陈哲文再答，多说了几句心里话。
陈始终顶住压力，耐心解释，其间甚至一度提出：如果非要虚报的话，你们上报好了，我不盖章。经过几番激烈的争辩，闹得面红耳热，不可开交。最后陈沉重地说了大意如下的话："当前党正在号召我们要'实事求是'，党总支也对全队员工作了动员报告，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号召。我看今天对统计报表的态度，正是对每一个人能否真正做到'实是求是'的考验。在坐的领导都是党员，觉悟都比较高，更应以实际行动为人表率响应号召才是。--"一个非党群众，竟如此"上纲上线"还以党的领导的口吻教训大家，惹得众人未免十分尴尬。
队长急了一拍桌子："行行行，那就按你的报！"
"好，我就按队长你说的办。队长这样表态，我很高兴，说明队长还是有很强的党性的�"陈说完便离开会场迳自走了。他自以为守住了阵地，可是这些头头们却感到对他还是敬而远之为好。渐渐地，人们对他这"凡事爱较真儿的倔老头"另眼相看了。而他也感到了自己的不合群与不识时务，还是早点退休、也好少操这份心吧。于是他在快到六十岁的时候递交了退体申请报告，不久便得到了批准。１９８１年底，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两年后又按政策改为了离休。
退下来不久，电视上开始播放电视剧《霍元甲》、《霍东阁》，有人把他是陈公哲之子的消息散布了出去，晚报记者、好事的人找来看他，报上还登了对他的专访，一时间，他又成了"新闻人物"。对此，他仍是一笑置之，尽量的采取低调处理方针。他要争分夺秒地做一些实实在在对国家建设有用的事情。
他动员在海外的母亲和姐弟回国来考察，把国内一些招商项目不断地向外介绍；又加强同老战友们联系，多方掌握信息进行研究开发；当有的建筑公司来请他作技术顾问时，还不计报酬地去帮助指导。几年忙活下来，居然也开展起了几个项目。每当谈起这些项目之时他是自豪而又兴奋的，这毕竟是在国家民族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上有自己的一点点贡献呵！
进入九十年代，他已年逾古稀，虽然身体尚健，但却也不便于过多地外出奔波了。他转而开始研究整理有关精武会及其时代的历史资料，要充分利用父亲留下来的文稿、照片等第一手材料，以为见证把宝贵历史真实地反映出来并流传下去。这是一个事关民族传统、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善事呀！抱着这一信念，他数返家乡广东、上海、香港等地，收集散失于各处的史料，有的甚至是当年从废品收购站中捡出来的。为方便联系和保存资料并节省开销，他让女儿给购置了电脑，自学打字、扫描以及发送电子邮件等知识技术，报名去电脑班听课时人家都为其偌大年纪而好奇又好笑。又是几年下来，他很快收集到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１９９８年底，他计划将这些史料整理出版了，谁知这又是一次他始料不及的艰难历程：
先是出版社以看不准这类史料的市场价值为由不给出，找了好几家出版社都被客气地拒之门外。后经老同志的引见终于有一家出版社同意给出，但要"讲效益"让其自筹资金自费出书，他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勉强凑齐了这笔钱交上去。原计划这书于２０００年初出来好向精武会诞生九十周年献礼，可出版社又因出版行业整顿和改制等诸多缘由，一年半过去仍未见到书的影子。早等着要书的海内外亲友纷纷来问，他心里虽也着急但仍认真地按照"组织上"（出版社）的意见作答，还解释说"现在出版社的事情也很多，拖一点时间也是可以谅解�"云云。
时光终于跨越了世纪的门槛，新世纪开始了。冬去春来，四月花开，年近八十的陈哲文一字一句地完成了书稿《精武会五十年－－武术中兴史》付印前的校对工作，又开始制订下一步的计划：把父亲遍及文学、文字学、书法、史地、教育等领域的其它著作一本一本地整理好、印出来，奉献给人民、奉献给国家，这多多少少也是以父亲和自己一生的经历，来反映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二十世纪所起的沧桑变化吧！
采访后记：当我揣着这篇业经认可的小稿，从陈哲文老人那颇显简陋的二室一厅住房出来时，不禁想到：这是一位有着多么坎坷的人生经历而又对生活充满乐观、对国家和民族充满热爱的老兵啊！我敢说，象他这样的虽无显赫地位及名声但却将青春和一生交给了民族和国家而又默默无闻的老兵们，何止千千万万！
鲁迅先生曾把脚踏实地作事的人称作"民族的脊梁"，而这种人正是象陈老先生一样的人。少一点虚伪，多一些真实；少一点功利心，多一些仁爱心--爱国爱民爱己爱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欹，微斯人，吾谁与归！"
袁潮2001.4.27
